快樂的謊言，twenty years on

電影<快樂的謊言>劇情中，主角怕母親無法接受1989年11月9日發生的真相，千方百計欺暪她。但"與列寧告別"後剛好二十年的今天，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是否活在更宏大更快樂的謊言中？(是時候讀讀Bob Jessop了)

(原刊11月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青年人，將臨的起義

【明報專訊】蕭伯納有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是愚昧的，但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則是更大的愚昧。這句話，經常被那些曾經激進叛逆、曾經火紅過的成年人拿來合理化他們他朝的選擇。引用這句話的人，潛台詞是，青年人帶點反叛無視建制權威，不過是血氣方剛；不然，就是說青年人都看不清世界的複雜性。然而，將這些說法放於當下，似乎掩蓋了重要的事實﹕在過去二十年，綜觀全球已發展國家，青年人面對由社會制度加諸身上的挫敗感不斷增加，看來已到了某種臨界點。在許多城市，與其說青年人不再是明日世界的主人，不如說他們就是最被邊緣化的一群，在英國，三分一失業人口是廿五歲或以下的，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更達至四成。

金融危機到來後，政府在今年初急急推出四千元大學生實習計劃，正好暴露了在資本主義起伏之時，政府非常害怕剛投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首當其衝，進入失業大軍。這種舉措，呼應了過去十年，歐洲青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二十，各國政府與資本家不斷創造短期，臨時、實習等彈性職位，企圖部分吸納這些勞動力的情况。然而這些勉強找到工作的青年人，面對的不過是活在惶恐中的生活。在英國，已有人用「IPOD一代」來形容這些青年，缺乏保障（Insecure）、備受壓力（Pressured）、被收重稅（Overtaxed）與周身債（Debt-ridden）。

這些形容詞，又何嘗不可放在香港青年人身上？特別是在考試制度中失利，無法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人，被強迫進入政府所「創作」的資歷架構層級中，消費其他的證書、文憑等，積下更多債務。這些所謂促進終身學習的修辭，真正指向的會否就是只有終身學習，別無其他？在法國，社會科學學者把這些青年稱為「不穩的一代」（Génération Précaire），指他們實際上賺得的金錢，還遠比二次大戰後成長的一代人少，而且更缺乏安全感。而後來我們都知道，那一代人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後來都爆發於上世紀六○年代末一系列的街頭示威中。那麼，當下的不穩的一代呢？

希臘大選 左翼壓倒勝利

剛過去不久十月希臘大選，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獲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這次選舉結果，其實深受○八年底雅典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影響。而那次影響力遍及整個歐洲，青年人衝擊警察與政府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可謂象徵了千禧年以來青年對前境徹底失望的憤怒。若我們回望過去數年，同類型的衝擊權威，癱瘓整個城市的暴力行動，都曾在法國、智利和西班牙發生，甚至持續上數月。不同的只是，觸動這些青年人神經的關鍵事件各異而已，例如在希臘，○八年十二月六日警察槍殺一名十五歲學生，是直接導致一系列反政府行動的導火線。但同時連結著這些行動的，都是青年普遍對當下勞動狀况與社會結構的極度厭惡，這些情緒並沒有讓他們成為爭取更好待遇的壓力團體，而是讓他們進一步提出有關公義平等的普遍訴求。

讓人意外的可能是，把這些行動力量積聚起來的，竟是一本不到一百四十頁的書。一九六七年，德博 （Guy Debord）發表了《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書，延伸了馬克思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論述現代消費社會如何利用奇觀磨滅人性。這本不到一百三十頁的小書一石激起千重浪，成為了青年發動一九六八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四十年後，一班法國大學生自稱為隱形委員會（the Invisible Committee），跟隨德博的步伐，寫下《將臨的起義》（The Coming Insurrection）一書。他們刻意模仿德博的筆觸，批判過去三十年全球資本主義不斷引發的各種危機，開宗明義在書首寫道「不論從哪角度來看，當下，都是沒出路可言的」，並呼籲讀者直接行動，對剝削者實行無政府主義式的抵抗，帶來將臨的起義。

思想在歷史上從來都可以是危險的，當權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這書出版不久，引發了幾浪的青年運動，法國政府去年十一月就在Tarnac拘捕和起訴了九名學生，指他們「疑似」該書作者，並策劃恐怖活動。這次拘捕，引來法國幾乎所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聲援，也加速了這些「危險思想」在歐美散播，牽起行動，最有實際政治結果的就是上述希臘大選結果「向左轉」。《將臨的起義》無疑用震動人心的詞藻道出了許多真實。左翼經濟學家們早就預言，資本主義發展有其周期，也稱康德拉捷夫長波（Kondratiev wave），當下去工業化讓低技術勞動大幅消失於已發展國家，過剩的勞動力與資本如何被吸納，是天曉得的問題。同時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也提出，剩下的工作變得過度彈性化，讓有工作的人也全沒依靠可言（這一點，許寶強教授多番在報章論及）。誰還敢跟青年人繼續說往日美麗的謊言？

圍禮賓府 行動打破謊言

在這種脈絡下看，在網上發動群眾十一月一日包圍禮賓府的青年人，發動的就是為了打破謊言的行動。用策劃者Bill的說法，他與同代朋友的親身經歷，讓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當權者常掛在口邊的「知識型經濟」和「終身學習」所謂何物。「咩野副學士，都係政府搞出嚟等失業率唔好咁高，邊個高官仔女會讀？有無認受性？」「我想做電工之嘛，有牌有經驗，仲點進修？」短短兩句話，道出的真實遠比政府有關知識型經濟的文件多。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才能明白當天為何有比參加者多數倍以上的警察在守候他們；當《將臨的起義》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霍士新聞頻道的主持人Glenn Beck在節目中，用了整整七分鐘怒責那是最危險的書。當真相被道出，自然是要千方百計封殺的，這是我們看Matrix就能知曉的事。《將臨的起義》還沒被譯成中文，但那種情緒已來到我城。縱然傳媒都只報道說這是一次「倒曾」行動，但只要稍到他們的facebook群組一看，就會見到他們第一項理念就是要批判曾蔭權漠視貧富懸殊﹕這是從所謂「失落的第四代」出發，伸張開來的公義綱領，恰恰呼應著歐洲各國青年的行動。

社會學學者孔誥烽曾在一篇題為「論說六七」的文章中分析，六七年「暴動」的回憶經常被不同社會力量重構，所有提出公義，針對不平等的行動都不知不覺被恐左的意識消融，「一切激進思想與行動，都被視為破壞繁榮安定，理應予以清除的毒素」。在當下的歷史情景，青年人再次提出公義，針對抵抗不平等的社會，遙遙呼應著其他城市的直接行動，不難想像，也很快會被多重社會力量重構。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日前在報章撰文質問這班青年人，「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無疑就是把清晰的平等要求，消解為純粹破壞性、反社會的行為。他也說，「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諷刺的是，這兩句說話正好提醒，歷史告訴我們，未來經常都是靠「倒」現在的政府而改變的，而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尤其當那是個腐敗和非民主政府的時候。正如梁永泰所言「未來的世界，由你們去創造」，這定當是《將臨的起義》一班作者最能認同的話。

延伸閱讀

《將臨的起義》全文

http://tarnac9.wordpress.com/texts/the-coming-insurr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