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

真是個偉大的城市。從前對這類讚歎總是抱有保留，但這次真的想用上這個形容詞。所謂的遊記，也不知該從何說起了。

久違

真的久違了，這種達成目標的感覺。

搖滾樂作為戰後產生的一種都市文化，應該與城市，尤其是英國的城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最近一齣紀錄片Joy Division(對，又是他們)就竟然用了這種方式來討論這隊樂隊的誕生到滅亡。它竟清楚地點明了，Joy Division與Manchester70年代面對的都市危機，以及其過渡至後工業都市的歷史是互為交織的。這種觸覺，大概可延伸出更多問題，希望有機會再想想。

只有淺薄

My Bloody Valentine - Only Shallow



最近覺得這首歌好像有魔力似的。Shoegazing這個音樂名詞聽過許久了，但從不認為自己會特別喜歡這類，直到遇上這一曲。是怎樣的完美主義令得一個人(Kevin Shield)/一隊樂隊十七年來都認為自己不夠創作靈感，以致一張唱片也造不出來？

"My Bloody Valentine redefined what noise mea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pop songwriting. " from allmusic.com

報復

如果天譴論會引起反感的話，那麼報復論呢？如果報復還是帶有一點感情色彩，你又是否相信，自然會對人類的行為作出回應？如果只是每有生靈塗炭才有人懂得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那真是再死多少人、再默哀多久，也不會改變什麼。且看奧運到來，中國是否"從此不一樣"。

幸好，我們還有這些良心之言，看一看吧。(以下擇自Part 2)
"大地這一聲警號，令我們對何謂發展，有必要重新思考。" (7分53秒)
"人是很渺小的，而且很多情況下都無能為力，人力最終都無法和自然抗爭，只能順應自然，只能是這樣…" (8分01秒)

Part 1


Part 2

Shock

(原刊明報星期日生活)
(謝謝占同學改的好題)

災後重建﹕不要使災區淪為肥肉

中國著名學者王曉明教授日前撰文論及四川地震，題為〈現在就要把這事情提出來〉。他提出的事情是，正當各方盡力搶救和支援受難者的時候，早在5 月16 日，一些房地產商就已經派人 與救援隊伍一同到達都江堰，努力「研究」重建的方案，與及如何把握這場天災為他們帶來的商機。如果這場地震讓我們真切地關心受災者正面臨的傷痛，我們在捐款和哀悼之餘，另一件迫切的事，就是監察各方密鑼緊鼓前去震區「發災難財」的財團。「現在就要把這事情提出來」，因為他們與救災一方可說是同時行動。為免讓受災者在重建過程中雪上加霜，社會就要和重視救災一樣關注災後重建。

其實王曉明先生的觀察，正好遙遙呼應了出身於加拿大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Naomi Klein 長年研究全球災難的成果。《泰晤士報》曾把Naomi Klein譽為三十五歲以下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全因她對全球資本主義與跨國公司惡行的嚴厲批判。她撰寫的第一本書《No Logo》剖析了品牌消費主義帶來的禍害，成為了全球的暢銷書。在此之後，她把視線轉向了世界各地發生自然災難的場所，觀察資本家與政府在災後的所作所為。Naomi Klein 用她尖銳的筆觸把這些研究和觀察，寫成了她的第二本巨著《The Shock Doctrine》，並再一次成為國際暢銷書。《The Shock Doctrine》至今還未被翻譯為中文，但在四川地震發生後，它的內容一下子成為了監察災後情況的重要參考。

財團眼中的樂園
Naomi Klein 提出的論點其實不難明白。她追蹤近年各地災難過後的重建過程，包括歷經海嘯的斯里蘭卡和蒙受風災的新奧爾良，發現這些地方都無一例外地成了私人發展商會生金蛋的母雞。當中主要原因是，這些商人都知道，受災者承受前所未有的震動（Shock）後，往往在精神上處於極度脆弱的狀態，無力抗拒把他們進一步帶入絕境的重建過程。而且災後的一片頹垣敗瓦，在這些財團眼中，就像一片夢寐以求的空白土地，讓他們隨意「發展」，發生災難的地方，就是他們恃機已久的發展項目。Naomi Klein 的尖銳見解是，有什麼比一整片有待重建的土地和一大班在混亂中的災民，更像發展商虎視耽耽的肥豬肉？

一旦明白了每逢災難都會出現的「搶肥豬肉」情況，再看看標準普爾在四川地震發生不久就臉不紅氣不喘地迅速發表報告，指出地震會為什麼發展商帶來商機；就不難明白為何萬科董事長早在5 月16 日就表示公司正在研究四川重建的方案。Naomi Klein 提出的理論是，資本和強權都需要災難，因為災難帶來的震動，會造成一段短暫的混亂狀態。在這個混亂狀態中，一切本來「不好辦」的事，也忽然變得「好辦」起來了。在全球發生災難的地方中，都有一部分人，包括政府和財團中人，信奉這「震動教條」（The Shock Doctrine），在災難發生那一刻開始火速行動。正如王曉明教授所言，在災難面前，資本的眼光其實很冷靜。

重建變成第二次震動
四川地震發生至今，全國上下凝聚的救災精神，當然鼓動人心。但Naomi Klein對災難持續觀察的結果告訴我們，當引人注目（Spectacular）的慘況過去，災區由救援階段過渡到重建階段時，之前監視災區的無數目光都會移開。到其時，脆弱的受災者就會變得更脆弱。一些對災民沒有幫助，甚至進一步踐踏他們的重建計劃，在人們目光仍逗留在災區之時已在開展。到災區不再受重視時，這些計劃已準備就緒，落實在這些「雙重脆弱」的地方上。重建，往往諷刺地變了對災民的第二次震動。

重建為誰而來
《The Shock Doctrine》這本現時高踞英美暢銷書榜、長達五百多頁的巨著，對仍在傷痛情緒之中的全國人民看似不合時宜；但它所提出的教訓卻是對關心四川災民的人的一大警號。財團並不會人們一起哀悼，許多災後的重建規劃已在悄悄進行。現在社會凝聚的救災力量很強大，但在這些目光都離開四川前，必須要把這種群體力量導向對重建的監察。這才是對四川災民的長遠關顧，而只有群眾的支援，他們才可以抗拒「震動教條」。救災與重建其實同時在災難發生一刻就進行，所以對救災與重建的關注也要同步。媒體讓因災難而產生的強大公民社會力量都集中在救災一方，重建的過程成為了漏網之魚。說到底，現時最重要的，就是讓這難得的群眾力量問一句，重建會是為誰而來的重建？

延伸閱讀
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王曉明，〈現在就要把這事情提出來〉，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critique/200805/5466.html

我在追尋一種可以好好表達想法的形式，去年已經說過，那大概是一種並列，Juxtaposition。

三百六十六日

" 'One day, I watched the sun setting forty-four times,' you told me. And a little later, you added:' You know... when one is so terribly sad, one loves sunsets...
''The day you watched those forty four sunsets, were you that sad?' I asked.But the little prince made no reply. "
The Little Prince, chapter 6

一年前的五月十五日到今天，過了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六十六日前的晚上，十時半左右吧，他在一個盛滿水的泳池旁，坐在一排石椅上等一個人。那是個近乎陌生的人。去年的夏天炎熱得屢破紀錄。五月中旬，春天早已消逝，災熱得有空曠之處也覺侷促。那個人遲到，他沒坐一會，背上已充滿汗氣。池水中氯的氣味、肌膚感受的高溫、背上積聚的汗水、校園夏天的氣息，未到仲夏，卻預告上映仲夏夜之夢。

那天晚上有太多巧合。當日下午他大概在家，把擱下了好一陣子的隨身攜帶唱片機帶在身上，希望在忙得發瘋的五月中途，重新接近音樂。雖說是隨身攜帶的，他帶在身上的日子卻不多。下午到了沙田新城市廣場，與朋友會面後，堅持走上頂層那家陪伴了他年多的唱片店。他要送些禮物給自己。撿來了那時新出的兩張唱片，Blonde Redhead的23和Travis的The boy with no name。如果前者是慕名而來，後者則是慣性收視吧。相對於這些細節，那天他主要做過什麼事，其實才是太瑣碎的細節。這一天的記憶，彷彿都只是為了十時半而構築。十時半前的五分鐘左右，他在廢紙堆裡拿了一份單張。那份單張是康文處印刷的，是電影部門經典電影回歸的宣傳。導演叫Orson Welles。他一如既往順手就拿起兩份，或更多。逛頂樓的唱片店之餘又怎能不去底層的商務走走？新出的書花多眼亂，想起家中尚往整理的書堆，決定只拿一本字花就走，衝出書店。黑色的袋子很重，背著唱片機、唱片、雜誌和單張，以及其他。汗水也更多。

順帶一提，如果這是一齣電影，Blonde Redhead和Travis的都只會是一首半首那種借來的插曲。配樂的主調是巴哈的大提琴。他從來不聽巴哈，然而電影配樂多是陌生的，就像他要等的人。那天晚上他帶著汗水等到他要等的人；但帶著汗水回到睡覺的地方前，他又是在等那個人，這一次他沒有等到。回到睡眠的地方時，已是早上6時53分，陽光粗暴得很，教人怎睡覺呢，所以他沒有睡。他惦念晚上玩過一個根本不能稱作遊戲的遊戲，俗稱抽大細。有一張階磚5、有一張葵扇6，誰欠誰一頓飯呢？他時常失眠，但失眠得最嚴重最離譜的歷史性一夜，一定是在那天和之後的晚上發生的。

是為序。四十四件事尚未發生前的序。回頭已是三百六十六天，一年。

返生

經過連番掙扎，終於擺脫了與論文的搏鬥，加上完成了研究計劃的報告，原則上我在這邊的留學生活，只剩下那篇研究。曾以為自己根本無法待到這一刻，但碰碰撞撞下還是到了五月。我的生活終於有了大轉變，變成沒有事情追趕的研究(和玩樂)生活。這邊的天氣也陪伴我的生活來了大改變。很難想像只是個多月前，還會偶爾起來見到窗外屋頂鋪著白雪。現在窗外只有白雲了。天氣好得根本不像在倫敦，只要是有草地的地方，上面就趟滿了人。感覺就像重生。

權力

權力最赤裸地暴露出來、具體化於我們眼前的地方，就在權力的邊界。以國家/城市的權力來說，就是國境的界線了。無可否認，邊界本來就是國家存在的底線，權力的行使自然更純粹，連意識形態的爭辯也省下。"入境處有責任執行有效的入境管制，以確保香港的公眾利益"。誰被視為公眾，誰不被視為公眾，誰的安全，誰的不安全；昭然若揭。"處方會依法辦事，根據現行政策及按個別情況處理所有入境申請"。什麼是"個別情況"呢？當權力持有者認為個別就是個別了，其實每次權力要被迫直接行使時，情況都是個別的。Sovereign power將人驅逐、排除，在歷史上出現得太多了。Agamben的教訓是space of exception is fundamental to the function of the whole。望向'the whole'，就愈來愈見到四週發生的，是什麼性質的事情。

聖火示威者抵港遭遣返 《國殤之柱》原作者 表明和平示威
(明報) 04月 27日 星期日
【明報專訊】「事先張揚」會在火炬在港傳遞期間來港和平示威的外地關注中國人權組織「橙色行動」（The Color Orange），包括創作《國殤之柱》的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在內的3名 成員昨午乘飛機抵港，落機後即被在場守候的入境處 人員跟隨，辦理入境手續時3人同被帶進房間盤問6小時，至昨晚11時許被荷槍實彈的警員強行押回原機遣返。

高志活在上機前一刻接受本報記者電話訪問時說，對於未能入境感到萬分失望。「我一直信任一國兩制 ，現在顯然不是這回事了！我只想來重修《國殤之柱》……我從未被任何國家拒絕入境，這是第一次。」他說，橙色行動沒有太多經費，這趟香港之旅用了很多錢，最終卻白白浪費。

高志活說，入境處人員要求他簽署一疊文件，以確認他明白香港政府拒絕他入境，但他堅拒簽署。他說，入境處人員一直沒解釋拒絕其入境的原因，只重複﹕「我只能說，不能讓你入境。」與高志活同行的一名電視台攝影師說，高被押上機前曾致電給他，說是被一批荷槍實彈的警員強行押解。

入境處拒評個案 稱依法辦事

入境事務處 發言人回覆本報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個案，但指入境處有責任執行有效的入境管制，以確保香港的公眾利益。處方會依法辦事，根據現行政策及按個別情處理所有入境申請。
高志活在來港之前，早已在橙色行動的網頁中公布來港行程，包括乘搭來港的班機編號及到時間。與他一起來港的，包括來自同一組織的Markus兄弟，以及一名丹麥電視台的攝影師Niels Madsen。

本報記者昨日由廣州乘飛機返港，在機場禁區等候高志活等人入境。高志活一行人乘搭英航BA27班機，於昨午5時準時抵港，而在4時50分，5名入境處人員已到達落機出口守候，記者離遠等候期間，有兩名軍裝警員走近盤問記者，要求記者離開該區。

高志活等人落機後，記者即上前採訪。他說，這次已是他第三次來港，過往從未遇過阻撓。他一再強調，亦早已表明是次來港只會作和平抗議，不會試圖奪取或破壞火炬，亦不會針對藏獨問題，其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希望中國能改善人權，正視六四事件。

高志活等人之後與記者一起過關入境。記者在過關後，發現高志活一行人當中，只有電視台攝影師獲放行，其餘3人都被入境處人員帶到一個房間。其間記者嘗試致電高志活，但未能接通。
約一句半鐘後，Madsen收到高志活的電話，對方說入境處人員只容許他打一個電話。高志活說，入境處人員只重複問一些「簡單問題」，包括「由哪裏來？多少人來？來港幹什麼？來港會住哪裏？做什麼職業？」等等。

負責到機場接待橙色行動成員的支聯會 代表Ocean Fung說，入境處職員譚小姐曾致電告訴她，3人正被扣留問話，請她繼續等消息。該職員亦表示不清楚問話原因，一切留待上司決定。

李卓人：不配做國際城市

立法會 議員兼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表示，涂謹申 曾跟保安局 常任秘書長張瑤見面及交涉，但張沒有交代問話原因，只表示要繼續商討。

對於高志活等人被拒入境，李卓人憤怒地說﹕「香港根本不配做國際城市！」他說，任何人表達意見的自由都應受尊重。「入境處可以拿出證據證明他是們是恐怖分子嗎？他們只是一群藝術家，來港表達意見，所有行程活動都公開，只是為《國殤之柱》髹油，又不會影響火炬傳送，這樣都不准入境！」他直言，港府今次的做法只有一個原因﹕「好明顯想擦阿爺鞋。」他批評保安局一直沒有正式聯絡支聯會交代。

明報記者 覃純健 曾國宗

imagined community

Everything around me reminds me that I was working on the presentation about nationalism, exactly a year ago. 

the butterfly effect

Source: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2008

Edward N. Lorenz, a Meteorologist and a Father of Chaos Theory, Dies at 90

By KENNETH CHANG

Edward N. Lorenz, a meteorologist who tried to predict the weather with computers but instead gave rise to the modern field of chaos theory, died Wednesday at his home in Cambridge, Mass. He was 90.

The cause was cancer, said his daughter Cheryl Lorenz.

In discovering “deterministic chaos,” Dr. Lorenz established a principle that “profoundly influenced a wide range of basic sciences and brought about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s in mankind’s view of nature since Sir Isaac Newton,” said a committee that awarded him the 1991 Kyoto Prize for basic sciences.

Dr. Lorenz is best known for the notion of the “butterfly effect,” the idea that a small disturbance like the flapping of a butterfly’s wings can induce enormous consequences.

As recounted in the book “Chaos” by James Gleick, Dr. Lorenz’s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chaos came in the winter of 1961. Dr. Lorenz was running simulations of weather using a simple computer model. One day, he wanted to repeat one of the simulations for a longer time, but instead of repeating the whole simulation, he started the second run in the middle, typing in numbers from the first run for the initial conditions.

The computer program was the same, so the weather patterns of the second run should have exactly followed those of the first. Instead, the two weather trajectories quickly diverged on completely separate paths.

At first, he thought the computer was malfunctioning. Then he realized that he had not entered the initial conditions exactly. The computer stored numbers to an accuracy of six decimal places, like 0.506127, while, to save space, the printout of results shortened the numbers to three decimal places, 0.506. When typing in the new conditions, Dr. Lorenz had entered the rounded-off numbers, and even this small discrepancy, of less than 0.1 percent, completely changed the end result.

Even though his model was vastly simplified, Dr. Lorenz realized that this meant perfect weather prediction was a fantasy.

A perfect forecast would require not only a perfect model, but also perfect knowledge of wind,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other conditions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at one moment of time. Even a small discrepancy could lead to completely different weather.

Dr. Lorenz published his findings in 1963. “The paper he wrote in 1963 is a masterpiece of clarity of exposition about why weather is unpredictable,” said J. Doyne Farmer, a professor at the Santa Fe Institute in New Mexico.

The following year, Dr. Lorenz published another paper that described how a small twiddling of parameters in a model could produce vastly different behavior, transforming regular, periodic events into a seemingly random chaotic pattern.

At a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1972, he gave a talk with a title that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his ideas: “Predictability: Does the Flap of a Butterfly’s Wings in Brazil Set Off a Tornado in Texas?”

Dr. Lorenz was not the first to stumble onto chao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mathematician Henri Poincaré showed that the gravitational dance of as few as three heavenly bodies was hopelessly complex to calculate, even though the underlying equations of motion seemed simple. But Poincaré’s findings were forgotten through the first three-quarters of the 20th century.

Dr. Lorenz’s papers also attracted little notice until the mid-1970s.

“When it finally penetrated the community, that was what started people to really start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and led to tremendous development,” said Edward Ott, a professor of phys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e demonstrated a chaotic model in a real situation.”

Born in 1917 in West Hartford, Conn., Edward Norton Lorenz receiv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mathematics from Dartmouth College in 1938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math from Harvard in 1940. He worked as a weather forecaster during World War II, leading him to pursue graduate studies in meteorology; he earned master’s and doctoral degrees in meteorology from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43 and 1948.

Dr. Lorenz was a staff member of M.I.T.’s meteorology department from 1948 to 1955, when he became an assistant professor. He was promoted to professor in 1962 and served as head of the department from 1977 to 1981. He became an emeritus professor in 1987.

In addition to his daughter Cheryl, of Eugene, Ore., Dr. Lorenz is survived by another daughter, Nancy Lorenz of Roslindale, Mass; a son, Edward H. Lorenz of Grasse, France; and four grandchildren. His wife, Jane, died in 2001.

Dr. Lorenz remained active almost to the end of his life, in both research and outdoor activities.

“He was out hiking two and one-half weeks ago,” Cheryl Lorenz said, “and he finished a paper a week ago with a colleague.”

...

那句"實不足為外人道"...真係實不足為外人道。

讀書壓力謀殺博士生 44歲讀5年未畢業 猝死書桌前

【明報專訊】讀書難，讀博士更是難上難，當中的壓力與孤寂，實不足為外人道。44歲的上海復旦大學博士生李開學，讀了5年博士課程，先後2次延長畢業時間都未能結業，更因背負論文、課題、就業、家庭、經濟的5 副重擔，日前疑因壓力過大猝死書桌前。

《南都周刊》報道，出生在湖北襄陽縣偏僻鄉村的李開學，1997年考入武漢大學法學院修讀政治學理論碩士學位，並於2003年考入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和公共事務學院，修讀政治學博士學位，李開學的博士論文題目為《超省級結構研究》，主要研究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情況。

同學師弟妹俱已畢業
按復旦大學的規定，博士論文要過開題報告、中期考核、預答辯、論文盲審、答辯這5關。但李開學這幾年來，將大量精力用在參與導師浦興祖教授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治制度史》上，並擔任第一卷副主編。由於缺少充足準備，李開學始終未能通過預答辯這關。

今年3月的論文預答辯，是李開學2年博士延長期間的最後一次機會，而在此之前，他的同學曹緒飛已於2007年畢業，比他晚入學的師弟師妹也都相繼通過論文正式答辯，獲得博士學位。

近期求職失敗 憂慮兒子學費
李開學此時承受極大壓力，再加上李開學近期求職失敗，只能靠兼職及每月數百元的博士補助生活，而李開學的兒子李挽瀾近期參加高考，如升上大學也需一筆費用，在多重壓力下，李開學每日都深居簡出，不停嘆氣。

在上月5日，李開學被發現死在宿舍裏。當地警方已排除他殺可能，但死因和死亡時間暫時未有結論，而在現場圍觀的學生則認為李開學是猝死。

解謎

"常聽說大米儲存太久會有「穀牛」，昆蟲專家饒戈指出，這隻外形啡紅色、比米粒還要細小的昆蟲，學名叫做象甲，是甲蟲的一種，壽命可長達2年。

饒戈解釋，米放得太久會有穀牛，是因為米在運送過程中會混入穀牛卵。他指米堆內環境乾燥，不適合一般昆蟲生長，只有專吃米而生命力特別頑強的穀牛才可生存，甚至繁殖。由於穀牛每次產卵不多，只要不把大米長期存放，即不會積出大量穀牛。另外，穀牛在真空環境下亦不易生存。 "

source:
http://www.mingpaovan.com/htm/News/20080403/HK-gca3.htm

意粉

前幾天開始下定決心，要嘗試煮好意大利粉。壓力大且沉悶的春季，讓人份外想做些常規以外的事。今天趁著商店週日早早關門前，買了些比較好的意粉和鮮蝦。晚上用各種材料，一試近日從各方資料學習來的正宗意粉煮法。 雞手鴨腳了好一陣子，終於製成了照片中的意粉。

開始想好好地煮意粉，是從對意大利菜重新體會而開始的。話說在Barcelona一間著名的tapas bar進餐時，與友人遇上了一對同是遊客的情侶。我們同時坐下，兩桌靠得近，大家都不懂Catalan，互相笑看對方盲摸摸叫菜，然後就談起上來了。對方跟我們也十分重視旅遊之中吃的環節，也差不多是為了西班牙菜而來，彼此談話的內容也自然環繞著世界各地的食物。我對歐洲菜始終認識不深，對方卻十分內行，交流之下我聽得津津有味。臨分別前對方擲重地分享說，意大利人對食物的熱愛，比西班牙更甚，叫我們有機會定要到當地一嘗。基於對他甚為欣賞，這句說話我一直記住。

認識意大利菜，當然由從新認識Pasta開始，pasta當中最基本的當推spaghetti了。從前常聽身邊人都說意大利粉好吃極有限，大概就overlook了這種食物的變化與深度。香港人都喜歡把意粉煮得完全熟透，然後淋上大量汁料，往往把意粉弄得非常軟身，這就把我們對意粉的印象固定在那種澮意粉或焗意粉的口感上。想起來，從前在中大Coffee Corner的意粉就全是這種樣子。這種作法，不一定做不出好味道的意粉，但卻跟傳統意式烹飪處理pasta的方法背道而馳了。而且，一碟Pasta入口時的軟硬度，某程度上就是它的靈魂。換言之，將一條意粉放進口裡，你已經能夠知道它的好壞。當然，意粉作為一種高度普及的食物，它的在地化過程也十分有趣，連我們的茶餐廳也供應，又一糾纏於global和local之間的物質例子。

意大利人對意粉軟硬度的重視，從它們語言中有專門詞彙形容而可見一斑。我也是最近才認識這個看來已相當普及的術語，Al Dente。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暫且不理什麼結構主義，來看看Al Dente好了。Al Dente這意大利詞彙原來是指牙齒，後來被專門用來形容pasta煮成後'結實而不過硬'的狀態，咬下去依然有彈力，是為烹調意粉最完美的形態(wikipedia的說法)。其實，簡單而言，就係彈牙同嚼勁。Al Dente這個甚具地方特色的詞語，亦成為世界各地無數意大利餐廳取名的靈感，香港也有至少一家。話說回來，有關煮意粉，談了這麼久也只在談如何把它煮熟而已。要把意粉煮得彈牙，每條分明，說來普通然而也是一門大學問了。

愛讀村上春樹小說的人都知道，他描述吃喝往往十分仔細，總是讓人對食物想入非非，有時小說的段落甚至會祥盡得像食譜。知道村上春樹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叫'義大利麵之年'，一年前、甚至只是兩個月前的我，大概也無法好好體會和明白這篇小說。而原來收錄這篇小說的，正是我第一本買下村上寫的書，而我根本沒有印象。原來村上不單寫過這篇小說，他也曾在其他小說用上意粉作配角(也是讀過而沒印象，最近才知)，並一直把意大利粉跟某些情緒相連。因為這種巧合的共鳴，因為時間的造就，現在的我就更喜歡這篇以意粉為題的小說了。

"公元一九七一年，意大利粉之年所發生的事。 　　
基本上，我是一個人煮意大利粉，一個人吃意大利粉。由於某種原因，和誰兩個人一起吃也不是沒有過。不過我還是喜歡一個人吃，我覺得意大利粉好像是應該一個人吃的料理。至於理由何在，則不清楚。 " - 村上春樹

連結："義大利麵之年"全文